在倾翻的船体中，伊莎只来得及联络她的团队，然后无线电通讯就中断了。这意味着他们知道她还活着，但处境依然很困难——她在离南美洲海岸大约1900英里的位置漂流。搜救船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抵达，对于救援直升机来说位置又太远了。

      我和伊莎相识多年，又参加了同一场比赛。当时我在她最后的已知地点以北200英里操纵着我自己的帆船“菲乐”(Fila)。当时是凌晨4点，尽管我是比赛的领先者之一，我在一瞬间就做出了决定。我要调头向南寻找我的朋友。

我在40英尺高的海浪中航行。尽管天气很糟糕，强风让船的行进更为轻快。很快我就以平均17节的速度驶向了她最后已知的地点。伊莎设法激活了她的应急卫星信标，但信标的工作断断续续。我不知道当时她到底是还在船上，还是上了救生筏。

      船顺利行进，后来风向变了，我的速度放慢到了8节。我已经很接近了，但我却无法加快速度，这令人沮丧。我还知道找到伊莎的几率很小，但我必须试一试——我是她唯一的希望。

      20个小时以后，我终于抵达了搜索区，天又黑了。我打开雷达，查看能否接收到她的应急信标信号，但一无所获。这个雷达的探测半径达到36英里，但在屏幕上我连一个光点都看不到。

      我抵达了伊莎最后进行联络的地方，可是一无所获。情况看起来很不乐观，但我开始在这片海域进行地毯式搜索，我操纵着帆船沿着想象中的网格来回航行。我爬上桅杆，但我什么也看不到——之后我改变航向，开始向西北方向行进。突然间，我看到了伊莎翻转的船体，它离我非常近。这令人难以置信，但是海浪太高了，我爬上桅杆的时候没有看见船。这是一个奇妙的时刻——我开始声嘶力竭地大叫。

      在绕船两次后，我依然没有听到任何回应。我担心她受了重伤，或者已经溺水，但我继续设法想引起她的注意。在第三次经过船体旁边时，我朝着她的船体扔了一个大锤子。片刻之后，伊莎从舱口出现了。

      我将她拉上“菲乐”，我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。伊莎告诉我，她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获救。她没有受伤，平安无事，于是我们开了一瓶酒，吃了一些奶酪庆祝。我发了消息报告了伊莎和我都平安。几小时后，我重新回到了比赛之中。当我们抵达下一个停泊港，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(Punta del Este)时，有大批人迎接我们。我们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了人们的欢迎。

      我继续航行，并最终赢得比赛，用创纪录的116天时间航行了2.6万英里。因为救援伊莎，我被当时的法国总统雅克•希拉克(Jacques Chirac)授予了荣誉军团勋章(Légion d’Honneur)。这件事发生在1999年，这么多年来我没怎么想起过这件事，但最近我又在同一片海域上航行，这让人很难不想起当时发生的事情。

      伊莎现在放弃了帆船运动，但我们依然是很好的朋友。在那次救援以后，我又用一艘名为“玛莎拉蒂号”(Maserati)的帆船打破了多项长距离航行记录。我现在49岁，通常是和团队一起参加比赛。但在海上的规则还是一样。如果有人失踪了，你必须调头回去帮忙。